“中华民族走过自己独特的历史道路，如何通过电影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转化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产生影响，这是中国电影能否走向世界的一个核心文化问题。”尹鸿说。
英国上市公司官网365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是中国当代最活跃的电影学者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一直通过研究介入和推进着中国电影的时代发展进程。国产电影创作趋势有何新特点？如何连接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站在全球视野，中国怎样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近期，尹鸿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中华民族走过自己独特的历史道路，如何通过电影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转化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产生影响，这是中国电影能否走向世界的一个核心文化问题。”尹鸿说。
普通人成为主角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国产电影创作有何显著特点？
尹鸿：关注现实、强调共情共鸣是近年电影创作的最大特点。
现实题材在国产电影创作中表现突出，很多影片都获得了票房成功，从这些影片中可以看出两个主要创作趋势。一是以真实事件为背景进行改编，如《孤注一掷》《八角笼中》《第二十条》等都围绕热点事件和人物而创作。二是强调情感与价值观的共鸣，如关注公平正义和不同群体平等发展的权利，对社会边缘群体给予关注，国产电影有了更多的烟火气和人文关怀。
如《小时代》般展示奢华生活、满足财富幻想的影片，及“霸道总裁”都市爱情题材、IP改编的古装偶像题材在大银幕大幅减少，即便有也不再产生重大影响。创作者更多地向身边看、从现实出发，如《长津湖》这类主旋律题材也将视点放在普通战士身上。普通人成为主角，这是电影题材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瞭望东方周刊》：这与电影市场的下沉是否有关？
尹鸿：有一定关系，但是深层原因是社会情绪的整体变化。2016年左右，电影市场就已下沉至三四线城市，这确实影响了电影创作，但更多体现在对娱乐性、类型性、通俗性的追求上，使“文艺青年”的电影趣味被抑制。现在这种倾向不仅是电影市场下沉带来的，而是社会整体情绪倾向转变的结果，我们更关注普通人的现实焦虑与价值追求，而非在幻想中悬浮。
《瞭望东方周刊》：综合近年数据，20岁-35岁的青年观众占观影人数的60%以上。现在的青年观众在渴求什么样的电影产品？
尹鸿：总体来讲，青年人向往自由、追求个性，这体现在对职业、爱情、生活方式与爱好的选择上，他们热爱具有创造力的工作，厌倦确定的标准，因此能强调个体性的作品往往会受到青年的欢迎。
另外，也有很大一部分青年有着非常强烈的家国意识，对具有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的作品保持着很大热情。这与前者既互有联系，又有一定的差异。
新主流有新期待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研究者经常提到“温暖现实主义”，这是否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共同底色？
尹鸿：温暖现实主义是基于整体创作环境产生的创作风格。创作者既要反映现实社会的矛盾困境，让作品具备深刻性，又要表现出希望和社会整体的光明，让作品具有温暖的格局。我将其总结为“四向原则”，即“主题向上、伦理向善、社会向前、艺术向美”，它既是创作者对生活的一种认知，也是一种创作导向。
把握深刻性与温暖性之间的分寸，是创作者这些年在策划、创作、审查过程中最大的挑战。经过近年探索，我认为市场上这些取得成功的现实题材作品都找到了较好的方法。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最早提出“新主流电影”概念的研究者之一，近年你也对这类电影提出了一种冷静的思考，即当其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体性时，可能就失去了与世界沟通的共享性。新主流电影该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做好平衡？
尹鸿：我认为中国电影有两种：一种是内需型电影，是用来满足国内市场和政治文化需求的，例如主题性电影、献礼性电影。不是所有电影都担负同样的传播使命，而新主流电影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主题性创作，走向国际并不是其目标。
另一种是新主流电影，可以承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使命。在电视剧领域，已出现了《觉醒年代》这样的作品，它回到历史现场，讲述中国为什么会走这条路。我们的历史是与中国人对国家、对人类通向美好未来的认知有关联的。我希望未来新主流电影也能由此创造出被国际关注的作品。
目前，由于新主流电影投资高、资源重，为了去风险，可借鉴好莱坞经验，好莱坞的全球电影往往会隐藏政治符号，将政治表达包装为一个世界共享的故事。我国的新主流电影还未到达这个阶段，让政治表达在情节和场面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这是新主流电影要走向世界面临的主要考验。
传统血脉，面向未来
《瞭望东方周刊》：在非现实题材国产电影中，有很大一部分与历史、传统文化相关，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真人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均获得了票房成功和口碑。这类从历史和传统文化出发的电影在创作上有何新特点？
尹鸿：一是注入了现代意识去重新反观传统文化。
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文化表达与礼教文化的规训不同；《长安三万里》对浪漫主义的诗画表达也与儒家文化所强调的理性秩序有明显差异；《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则讲述一个青年的觉醒与反抗。
创作者在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浪漫精神，注入现代意识，从而实现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这说明创作者在价值观上已明显区隔于早些年过度关注王朝后宫争权夺利的旨趣，进行个性抒发。
二是具有现代审美倾向，注重抒发性灵情感，这恰恰是被封建礼教所遮蔽的文化观念。
观众在这些影片中会感受到从老庄、屈原一脉中传承来的非儒家美学趣味，如色彩、造型、音乐上的飘逸灵动、天人合一。这种古典美学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能与当代人产生共鸣。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一次演讲中说：“这100年来，中国就是在如何摆脱传统文化的局限中，创造了一个新的既有传统文化血脉又面向未来的新的文化。”在这个文化进程里，当代中国电影面临怎样的新议题？
尹鸿：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需要文化自信，让世界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中非常灿烂的一部分，它不仅帮助中国走过了几千年文明史，而且能够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贡献，这是中国电影面向世界所需讲述的核心。
人类现代文明共有的价值追求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只是不同文明所走的路径、所依赖的资源不同。社会文化发展阶段不同，当下在讲好文化主体性故事的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包容吸收其他文化，防止出现文化鸿沟。中国文化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如果是洪水，那别人就会用堤坝把你拦住。
关注本土不是保守
《瞭望东方周刊》：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非现实题材，通过作品讲述扎根于国人精神世界的故事成为了中国电影创作者共同而自觉的创作倾向。从全球的电影创作来看，这是不是一种独特的现象？
尹鸿：在经历了30余年全球化的快速进程后，世界各国也开始面临着不同的境况，会自觉地重新思考自身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以及“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问题。
除了好莱坞的大IP电影依然沉浸在过时的美国中心主义全球化美梦中以外，不仅是中国电影，很多国家的电影都在关注自身“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如韩国电影和伊朗电影。实际上，美国也有重新反思自身历史的创作转向，出现《奥本海默》《绿皮书》等影片。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文化趋势是否受到了逆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影响？
尹鸿：文化永远都在受到政治经济影响，关注本土文化与民族性是一种全球性的电影创作现象，但这不等于世界文化从此四分五裂，恰恰相反，我认为当下这轮转向体现出对差异性的重视，打破对形而上的通用道路、通用标准的迷思。
人类有着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但不同的国家基于它的文明，也有各自的问题要回答，对共同价值观的理解方式、对困境的应对方式是多元的，我们基于这种思考去达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实现文明互鉴、文化共享。
关注民族性、差异性，不是去跟对世界性、普遍性进行对抗。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重视中国自身的文化表达，但这是为了创造更好更和谐的世界，而并非走向保守、与世界分道扬镳。
《瞭望东方周刊》：2023年中国电影市场有一个很明显现象，即好莱坞引进片在中国市场的式微，这应当视作2023年的孤立现象还是代表了一种趋势？
尹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会是一个趋势。一方面中国观众更关心我们自己“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美式超级英雄与中国观众的生活状态、所思所想失去了连接；另一方面，这与好莱坞电影自身面对的内外危机也有关系，好莱坞没有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巨大改变，导致创新不足，作品整体上仍停留在美国中心主义的全球化想象里。
迈向电影强国
《瞭望东方周刊》：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界一直在面对如何在全球的文化话语体系中发出自己声音的问题。当前中国电影人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如何破局？
尹鸿：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尤其影院市场上面临许多困境，海外发行的核心受众仍是海外华人，很少有中国电影能进入主流市场，流媒体海外传播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尚未达到理想状态。
我近期对一组数据进行了研究：2023年全球票房前30名的电影中，中国电影占7部，但是这7部电影的本土票房占95%以上，而除中国电影之外的影片，非本土票房都占50%以上。要成为电影强国，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要缩小差距，一方面要开拓市场，建立发行渠道；另一方面要与国际主流电影企业加强合作，创作一些更具全球共享性的影片。怎么去破这个局？一是在供给上去解决；二是企业要“走出去”；三是要欢迎外国企业“走进来”；四是分析海外发行策略，例如尝试突破亚洲、中东、南美的市场，而不是单一着眼于北美。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国际环境、行业生态、产业形态、技术发展的演变，中国电影已进入新的历史节点，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你还有哪些期待？
尹鸿：在内容创作上，中国在百余年来不断走向现代化，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不光是战争故事和打击外来侵略者的故事，还有很多中国人追求自由解放、创造更和谐的现代文明的故事。我希望能看到表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这些故事也具有世界性。
在产业上，我希望更加开放，有更多“走出去、请进来”的合作。
在管理上，要实现文化交流合作需要更具宽容度的文化生态。对于国内电影市场来说，如何去引导管控好舆情、避免电影创作受舆情绑架是一个难题。
当前，在互联网上少数人恶意扰乱市场，掀起舆情波澜。中国要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需要一个自信的、宽容的、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关平台应有这个觉悟、负起责任。
编辑：李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