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真命书生 

昆鸟

　　贺麟小传　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1926年赴美留学，1929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后长期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47年任北大训导长，保护不少进步学生。1955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室主任。翻译出版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经典专著。1992年9月23日病逝，享年90岁。

　　贺麟：“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今年是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他去世20周年。在世90年，贺麟先生可称高寿。而1902年至1990年间的许多年头，中国多事，众生都在劫中。贺麟的足迹，在这近一世纪间倥偬辗转，不仅折射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也寄寓这中国哲学的百年身世。

梁启超经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

　　很多人知道贺麟的名字，大概是通过他所翻译的黑格尔著作，《精神现象学》、《小逻辑》都是他译介到中国的。而贺麟最初名世时，身份是哲学家，而不是翻译家。他所创的“新心学”没有构筑系统的专著，且后继乏人，所以作为早期新儒家代表人物的身份，远不如梁漱溟、熊十力和冯友兰。

　　贺麟早年浸淫于儒家文化之中，8岁入私塾，其父常教他读《朱子语类》和《传习录》。所以，贺麟对宋明儒家的性命之学感情颇深。迷上黑格尔之后，他还做过很多打通宋明儒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努力。1930年，为纪念朱熹诞辰800年，他写了《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这篇文章可说是中国比较哲学的成功试验。

　　然而，贺麟最钟情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陆王心学。这可能有性情上的原因，贺麟不大喜欢理学，是觉得理学支离繁琐。显然，陆王心学的直指本心和勃勃生气对他更有吸引力。1919年，贺麟进入清华之后，受到了梁启超的指点。梁启超的哲学根底，主要就是阳明心学。当时梁启超在清华讲的课，是“国学小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初期听课的学生有200多人，可是到了后来，很多人准备出国留学，到课的学生已不剩几人，贺麟就在其中。梁启超很喜欢贺麟，经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还指导贺麟写出了自己的国学研究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这一经历对贺麟的影响是既深且久的。

比较亲近心学一路的哲学家

　　在清华期间，贺麟确实幸运。梁漱溟曾在那儿做过短期的讲学，也让贺麟给赶上了。他去找梁漱溟请教过数次，梁漱溟告诉他：“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和王心斋（即王艮，阳明后学）的书可读，别的都不可读。”由于贺麟是带着崇拜者眼光前去求教，所以字字句句都听得很真，入心也深。“二梁”就这样成了贺麟国学研究的启蒙者。

　　读贺麟的《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我们会发现，自康、梁以来的中国哲学，或者说让他觉得比较有价值的哲学，多是陆王心学开出来的，要么就是具有陆王气象。文中，章太炎是“渐趋于接近陆王”；欧阳竟无是“感慨杂学无济，乃专治陆王”，对其佛学建树却一笔带过。仅有“内圣”是不够的，还得有“外王”。心学中人能“内断疑悔，外绝牵制”，易把人导向行动，拯救中华，这大概也是贺麟的块垒所在。当年学界中人，多抱学术救国之志，贺麟又何尝不做如是想？从清华毕业的时候，他跟好友张荫麟说：“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所以，他说“孙中山先生就是王学之发为事功的伟大代表”。文章初稿中，此句还提到“当今国府主席蒋先生”。蒋介石服膺王阳明，故对贺麟也是颇为器重，曾前后四次会见贺麟，待遇算是很高的了。

　　后来的贺麟在自我批判时说：“我把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欧阳竟无、熊十力、马一浮均装扮成陆王派的思想家，并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以及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陆王学派发为事功的具体表现。”对心学的钟情，也让他比较亲近心学一路的哲学家。贺麟和冯友兰都是积极参与到时代大潮中的人，且二人的求学经历比较像，国学功底深厚，曾留学欧美，都是通晓中西哲学的大家。但两个人一直无太深交集，因为冯友兰于中国哲学用功处是程朱，于西方哲学用功处是新实在论；而贺麟是研究陆王心学和斯宾诺莎、黑格尔。程朱派与陆王派不但在哲学进路上不同，体现在气质上也迥然有别。因此，倒是一味独行孤往的熊十力与贺麟相交甚笃，除了两人学说上相似之处很多，熊十力身上那股狷侠气可能也是贺麟所喜欢的。

处处体现着“有我”的精神

　　周谷城说贺麟在学问上“博而不杂，专而不窄”，说中了贺麟的治学之道。这点在贺麟治西学的过程中最为明显。1926年，贺麟来到美国，进入奥柏林大学，跟着耶顿夫人研习黑格尔和斯宾诺莎，读到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精神》，对《精神现象学》发生浓厚兴趣。1928年，贺麟转到芝加哥大学，除了学习《精神现象学》，还选修了“生命哲学”和摩尔的伦理学。学到这些东西，他都介绍到中国来，后收入那本《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里。贺麟的介绍从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加入很多自己的理解和评价，处处体现着那种“有我”的精神。

　　因为贺麟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精神蕲求，对西方哲学的取舍也是态度鲜明的。他离开芝加哥大学去哈佛，就是因为“不满于芝加哥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在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贺麟自始至终都喜欢不起来实用主义哲学，觉得它“重行轻知，近功忽远效，重功利轻道义”，“在主义上无确定的信仰”。而由于胡适的倡导，以詹姆斯、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声势很大，所以，在《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中，贺麟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思潮进行了批评。

　　从这一点上讲，贺麟与胡适是对不上路子的。而另一个因素也可能使他不那么接受胡适这个人，在哈佛期间，有一次怀特海请贺麟等人到其家中做客。席间谈到中国哲学，怀特海提到胡适，说他全盘否定中国哲学有过分之处。贺麟当然深以为是，在《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中》，贺麟就对“五四”期间全盘否定古文的倾向批评了一通，不满当时的人只顾着实用。至于1949年后，贺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实用主义，已经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在这篇文章中，辩证唯物主义也是贺麟拿来剖析和批评的思潮。

立志引进西方的大经大法

　　贺麟做翻译家的志向受吴宓影响，那是他在清华另一导师。他与张荫麟、陈铨并称“吴宓门下三杰”。贺麟立志引进西方的大经大法，不做表面文章。鉴于在翻译上的贡献，被人称作“东方黑格尔之父”。

　　在贺麟以前，对西方哲学的引介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这段历史，贺麟也在《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中讲得很清楚。可以说，贺麟对做一个翻译家，有着高度的自觉。他说中国人“在文化方面，缺乏直捣黄龙的气魄，我们只知道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去接近西洋文化”。之前对西方哲学的译介确实问题很大，差不多也就到佛学初入中国时“格义”的水平，总是隔着一层。直到胡适、张东荪、郑昕、陈康，才有了点原汁原味的感觉。他还写过《论严复的翻译》，谈严复翻译的得失。

　　翻译黑格尔成了贺麟最广为人知的成就，也让他在以后的研究中获得了一些便利。因为黑格尔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源头，研究马克思，离不了黑格尔。以贺麟的成就和地位，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都是香饽饽。北平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汪子嵩等人做贺麟的工作，要他留下；蒋介石数次通知他坐飞机离开，贺麟没有走。

　　1951年，贺麟写了《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开始批评自己的唯心论思想，后又多次参与批判胡适、朱光潜等人的思想。1956年，“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贺麟写了《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一文，1957年又写了《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但此文很快受到批判，被认为“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自此，贺麟对有政治意味的哲学问题再不关心，专心翻译、研究西方哲学。但“文革”期间，还是被当做“反共老手”批斗。所幸，贺麟以斯宾诺莎的“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不改其志，忍辱负重。若非如此，《精神现象学》下卷和《哲学史讲演录》我们可能很难看到了。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2012-09-21